如果大家这么看会觉得美国和法西斯主义不沾边,但是如果大家把希特勒的枪炮换成钞票,你就会发现美国的经济法西斯主义。

更有意思的关于未来问题来自于权力从政府向政府外的扩散。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在世界政治中屡见不鲜,但是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转移却带来了新的和不为人熟知的复杂情况。当下的信息革命将一系列跨国问题,如金融稳定性、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病疫情和网络安全列入全球议程,与此同时,信息革命也势必削弱所有政府的响应能力。超越国境、处于政府管控范围之外的跨国领域包括了形形色色的行为体,如以电子方式转移资金的银行家,运送武器的恐怖分子,威胁网络安全的黑客,还有流行性疾病和气候变化这样的威胁。

罗斯福等美国领导人相信,联合国是“国际上政治合作的基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国际上经济合作的基石”,通过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的大国合作是战后和平与繁荣的基础。

[12]? Moises Naim, The End of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p.52.

有学者称: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Amerigo Vespucci,1451—1512)之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为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

从莫斯科会议开始,罗斯福意识到,为了让国会和公众支持美国在战后参与国际事务和承担领导角色,建立类似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在罗斯福看来,即使未来的国际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不那么有效,但它可以起到让美国永久性参与国际事务的作用。罗斯福逐渐修正其大国共管的思想,开始把其大国共管思想和自由国际主义者提出的以普遍性国际组织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思想融合起来,模糊其“四警察”计划与自由国际主义者集体安全思想之间的界限。

[16]? “Chapter 4: U.S. Public Has Mixed Views of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8, 2015, http://www.pewhispanic.org/2015/09/28/chapter-4-u-s-public-has-mixed-views-of-immigrants-andimmigration/;

这是一部由六次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美国著名导演阿伦·拉索?(Aaron?Russo)?制作的纪录片,该片在?2006?年戛纳电影节放映时引起了观众的强烈震撼,片中揭露了控制美国货币发行大权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真实面目——

我希望强调的第二个要点是,这些理想类型并非仅是名义上的或分类学上的范畴。政体类型是更大的因果理论的派生物,也与其密不可分。它们从这种理论中获得其意义。严格地说,如同社会民主或法西斯这样的概念可以指代,却不能说是意味着,我们希望它指代的事物。实践的限制首先来自交流的需要。我尽量以不那么乖僻的方式来界定这四种政体;使它们在学术讨论中有用。第二个限制是理论的,或元理论的。概念的价值在于它们聚合和分离了相似及不相似的对象,由此产生新的视角。所以,无论本书及其分类计划坚持的标准是什么,在理论和范畴产生新视角和新的研究问题的范围内,它是一种工具而非唯名论的讨论。

美国人口众多,国土庞大,它还有一个中国没有的问题,那就是地区分治,东西隔离,美国的一切都是孕育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温床。

[15]? 译者注:乔·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美国政治家,1947—1957年代表威斯康星州任美国国会参议员;乔治·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1919—1998年,美国政治家,三度出任阿拉巴马州长,公开鼓吹种族隔离政策,1964—1976年间曾四次参加竞选美国总统。

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即便美国仍旧是最为强大的国家,它也无法单独行动实现其诸多的国际目标。比如,国际金融稳定对于美国的繁荣来说极为关键,而美国需要与其他行为体进行合作来确保这一稳定的实现。气候变化和海平面的上升将影响全球公民的生活质量,但是美国不能独自解决这一问题。在一个国境线可以无所不入(从毒品到传染病再到恐怖主义)的世界上,各国必须运用软权力来发展网络型组织和创建新制度,以便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

不应低估特朗普极端种族主义的规模,而是要更深入地分析这种规模。美国的制度和统治集团处在霸权与合法性的危机之中,种族主义和寻找“替罪羊”是挑战这场危机的一个中心因素。与此同时,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重要阶层一直经历劳动和生活条件越来越不稳定,处于向下滑动、“匮乏”、不安全和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阶层在历史上由于生活在公认的“第一世界”而享有某些特权,对于黑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享有“种族的”特权。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个阶层正在加大丧失这种特权的步伐。现在的种族主义和来自上层的种族主义演说将这个阶层引向一种种族主义和处在这种条件下新法西斯主义的意识。

第三点是人类并不是必然地被国家、种族、宗教或性的界限分隔开。平等必须跨越差异而存在,因而差异是平等的障碍。平等必须成为差异自身的辩证,而且我们也必须拒斥“因为差异,平等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所以,任何形式的界限、对他者的拒绝,都要消失。这不是自然的律则。

小布什第一任国务卿是鲍威尔,当时64岁,第二任是赖斯,当年51岁,副总统切尼当时60岁。

几个月以前,弗朗哥·比弗在分析特朗普的上升时指出,其原因是希特勒曾经采用过的同样计谋(在两者之间比较是错误的,但是说事情有相似之处是正确的)。希特勒对因为战后英法的金融侵略而变穷和受辱的德国人说:“你们不是‘失败的劳动者’(受到剥削或失业);你们是‘亚利奥斯获胜者’!”这种自我感觉的变化和用种族的特殊性(“民族社会主义”)取代工会的团结,是今天特朗普和欧洲的右派采用的同样战术。对在新自由主义的几十年里因为后危机期间跨国的金融侵略(紧缩)而变成穷和受到凌辱的人,特朗普对他们说:“你们不是被打败的劳动者,你们是从跪着站起来的‘白人种族’”。

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并非威尔逊首创,也并非为威尔逊所独有,而是一战后期美国社会很多人倡导的外交与国际政治思潮。但威尔逊以外交决策者的身份成为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更重要的是,威尔逊把这些思想从民间的主张变成美国的国家政策,并在国际关系中得以应用。如学者弗洛姆金(David Fromkin)所言,威尔逊向世界提供的远景――永久和平、裁军、自由和正义――并非他的首创,教士、预言家和哲学家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但是,让人们惊喜的地方在于“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袖承诺他的国家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实现它。对于欧洲人来说,新鲜的事情还包括这位总统不仅在解决他自己国家的关切,而且还在解决整个人类的关切”。

在新的跨国问题上,美国的领导力仍将十分重要,但要取得成功则需其他各方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变成了一种正和博弈(positive sum game)。如果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要维系下去,就不能仅考虑美国权力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还必须考虑权力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在诸多国际问题上,赋予他国权力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改善其能源效率并排放更少的二氧化碳,美国将从中受益。在这个世界上,网络型组织和联系性将成为相对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复杂性日益增加的世界中,拥有最强联系性的国家将是最为强大的。值得庆幸的是,在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对于各国使馆、领事馆和使团数量的排行榜中,美国名列榜首。华盛顿拥有约60个缔约盟国,而中国几乎没有这样的盟国。

[1]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 Reprint edition April 4, 1995) Chapter 9.

最强大的国家能够发挥领导力,组织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依靠自己的领导力能够提供大部分公共产品。比如,美国的海军在维护海洋法和航行自由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为市场提供了信心。

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而在全球政治中军事力量仍将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史蒂文·布鲁克斯(Steven 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最近出版的新书《美国在21世纪的角色》中所论述的那样,“国家之间能力分布情况的转移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多或者那么快”。[19]但是他们也指出,学术界关于美国应当如何运用其权力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种新的、声望日隆的大战略方针——它也被称之为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收缩、脱离接触或克制——反映了冷战之后美国公众意见的转变。甚至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就职之前,一些学者就在质疑1945年之后的世界秩序。冷战后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在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期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美国的经历的确与众不同,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也的确为世人称道,但是要硬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为了道德和理想,基辛格博士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近期在网络媒体上流传数篇论述法西斯政体“群众基础”的文章,揭示了相关研究的一些精深之处。早在1960年代,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马丁?李普塞特(Martin Lipset),在其名著《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就指出,下层中产阶级(lower-middle class)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和支持者:正是“下层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在192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失落感和焦虑感,使他们容易被希特勒的煽动所诱惑,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和纳粹党(全名“民族社会主义党”)选举的支持者。1932年7月31日,纳粹党在德国议会选举中获得37.3%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个事实似乎印证了此种观点。

2006年7月28日在美国各地公映的电影《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America: Freedom To Fascism)中,曾6次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美国著名导演阿伦·拉索?(Aaron Russo)以令人震撼的镜头展示了这一铁的事实。该电影在2006年戛纳电影节放映时引起了观众的强烈震撼,当人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与美国媒体宣传完全不同的美国政府和其背后的金融势力之后,所有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难以置信。

关于在不同的领域黑人受到的待遇的观念,最近进行的另外一项调查表明,大多数黑人肯定在他们与警察、法庭的关系中,他们比白人受到更加不公正的待遇,在他们工作的中心申请贷款或抵押贷款时也受到更不公正的待遇。因此,至少每十个受访者中的四个人说,在商店或餐馆以及在选举中投票时,黑人得到的待遇相当糟糕。

[7]???? 译者注: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和位于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ITOSL)均声明与该仲裁庭无关。

另一种形态的法团主义将在法西斯政治经济体中起到显著作用。这种法团主义也把工人组织进中央领导的、综合性的工人组织中。与社会民主不同,法西斯政治经济体这么做不是为了把工人整合进更大的社会,虽然某种程度上会有这样的效果,而是为了使他们服从、控制他们遵从法西斯政党和国家的野心。与社会民主一样,它打破了市场本位的工资协调机制,以政治取代市场。像社会民主那样,法西斯政治经济体倾向于打破经济正统,去实验刺激性政策。法西斯主义同时拒绝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方案;它以全能主义,或者某种近似物,取代民主竞争。法西斯主义也依赖于城乡的联合,但它是一种小农家庭与城市中产阶级而非城市工人阶级的结合。法西斯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如同社会民主制度和政策,产生自这种对接联合的逻辑,尽管一旦获得权力之后,法西斯运动因其威权性质而较少受到其支持者利益的制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里成为法西斯专制政体。

因此,我们可以将我们生活着的这一时刻定义为对自由主义的盲目的确信的时刻,这种自由主义以“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构成了人类唯一可能的命运”这种形式的信念统治着。而这也是人类主体的定义。在这样的现象里,人类主体是什么?要不是一个乞丐、一个消费者、一个物主,要不什么也不是。这是当今作为一个人类的严格定义。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总体视角、普遍的问题和普遍的律则。

本人因工作太忙,微信不能一一回复,微友有重要事情及报社记者采访,可打电话?18510737518,与行云老师联络,由其转告。

翻一翻美国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国家很容易陷入老人政治,年轻总统和领导班子总会出一大堆问题。

纳奥米·克莱因曾经预测:自由派会将希拉里·克林顿的失败归罪于一切—从联邦调查局到种族主义—以便不提及新自由主义(解除调控、私有化、紧缩、自由贸易)和达沃斯的超富的阶级(希拉里是它的成员和候选人)。“许多人正在遭罪,特朗普向他们谈到这种痛苦;他这样做时在攻击有色种人和移民;将穆斯林妖魔化,贬低妇女,但是认为‘精英的新自由主义’与造成这种痛苦没有任何关系:而这正是造成痛苦的原因”。

如同在政治上一样,在劳动市场上组织其自身时,工人运动者也碰到了选择的问题:他们是通过与自由派联盟还是通过综合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组织来追求其抱负。实践中,因为综合的、统一的组织是缓慢、艰巨、令人生厌的策略,如果能实现领导权方面的结盟,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在战前,在实现这种结盟的地方,工人被允许在劳动市场上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遭遇国家的反对,并且实际上要求国家在劳动市场争议中作为一个盟友。结果是,分散化的工会组织网络得以创建,以特殊主义为其基础,以改良主义为其灵魂。正是因为工人并非——与马克思相反——天生的革命阶级,这种杂多模式得以成为结盟,特别在国家里的结盟,可以取代统一组织的环境的“自然”结果。

他们宣布特朗普是做到让数百万美国白人明白种族对于他们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支持特朗普的积极分子们说,他解放了美国人,以便让他们说出实际思考的事情。

这暗示了我对讨论法西斯主义或其他任何东西的“真正”定义不感兴趣。那四种政体的各个特征是指我总结的这些政体在理论上的关键方面。实际上,这些政体很容易被看作是“意味着”些什么。理论研究的一个目的正是把属于政体类型病原学特性的特征与一般的相关因素区分开来。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法西斯主义、以及传统专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有关研究仍然有智识上的吸引力和道德上的迫切性。社会民主政治经济的本质,在我看来,是使市场决定服从政治交涉,特别是在决定工资方面。然而,社会民主政治经济暗含着,除了其他内容,一套社会福利纲领,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以及与国家合作、指导诸多经济领域的高度联合。我仅仅触及到其中一些关联点,很多要点在1945之后才显露。这些关联点是否是社会民主领导权、国际经济变化——或者与特定国内政治权力平衡相联的国际经济变化——的必然后果,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没有聚焦于政体的病原学特性的合理简洁的定义,我们不能着手处理这种问题。任何其他的定义都能简单地从实际出发界定研究问题。理论的功能之一,是区分一个政体(或其他任何事物)的与其病原学密不可分的基本特性,和那些可能仅仅是次要的或者可能根本不是其病原学产物的特征。

Qingtongjushi(Hongyu Ding)?is the founder of the specific discipline??to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unification of human science.In 1991, in a scientific paper competition, the first public publication of the concept?about?the most important discipline system?USEOLOGY?was published.Qingtongjushi(Hongyu Ding)won the prize.

不难看出,美国在卷入战争之前实际上不仅建立了规划战后世界的机构,而且也确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原则。美国后来实际上也极力按照《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筹划战后世界、构建国际组织、处理盟国关系和解决殖民地问题。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的三个领域——国际安全机制、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以及民族国家的国内治理方式——较为成功地贯彻了自由国际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从2016年大选激烈的辩论中解读美国民意的长远趋势也是错误的。特朗普从选举中胜出,但他并没有赢得多数选票。尽管《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样精心设计的贸易协定前景堪忧,但是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抑或20世纪80年代),当今的世界并没有全面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分析家认为技术将造成去全球化,不过近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长期趋势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有些经济学家,如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认为,官方数据未能捕捉到技术的进步,并且夸大了表面上的经济停滞。[17]事实上,美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正日益增加。??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95年到2015年,货物贸易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了4.8个百分点。2014年美国出口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这占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近一半。2016 年9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发现,65% 的美国人声称尽管担忧失业,但全球化对美国来说多半还是一件好事。[18]因此,“孤立主义”的标签并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美国人民的态度。

所有这些都描述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政治局势。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致命辩证法的四个层面当中。

[5]????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p.2.

有些美国人担心美国能否负担得起维持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花费,这种担心没什么根据。目前美国的国防和外交事务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尚不及冷战高峰时期所占比重的一半,所以维持联盟其实并没有那么昂贵。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大炮还是黄油,而是大炮、黄油和税收的关系。除非在增加税收的意愿推动下扩充预算,否则美国的国防开支就会受困于同重要投资的零和博弈中,这些投资包括改善国内教育、修复基础设施和研发投入。这样的局面会使国防和国内的改革都受到损害。目前,美国仍是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税赋最轻的国家之一,201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的所得税税率比美国高1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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