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F.W.尼采说:“所有高尚教育的课程表里都不能没有各种形式的跳舞:用脚跳舞,用思想跳舞,用言语跳舞,业招牌换成“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拆也罢,并也罢,都是权力意志的红头文件说了算,不是本校师生说了算,个中恩怨,至今未了。其差别仅仅在于,杭城四校原本就是一锅开饭,较之近邻杭州师范学院那种人民公社化的合并,或远处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校的拉郎配与抢婚式,不可同日而语。

1998年是新浙大的重组之年,郑云山教授以董建华文史哲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建议我提交一册拙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申报成果奖励。成果评审以杭州大学的名义召集,授奖仪式辄在新浙大的旗帜之下开场,沈善洪先生的主任委员之身份不变。拙著由沈公提议,被评为一等奖,奖金多达一万元人民币,比浙江省人民政府给的一等学术奖金还多近一倍。那时候,浙大的教授分等设岗之方案还没开始,工资待遇甚低,对我这个支撑三代五口之家者而言,那个万元奖金倒是很值钱,很管用。授奖仪式开始之前,郑君找我说:“以往的授奖仪式可以不安排获奖代表发言,这次沈校长点名了,要你说几句,他说你的课讲得很好,还挺潇洒,连讲稿都不要,除了文字表达的能力很强,口头表达也很强。沈校长还说,自从把你引进杭大,除了去年的职称答辩,你还没有在别的公开场合露过面,很多人还不熟悉你。”我感到有点压力,说:“沈校长过奖了,那该讲些什么呢?”郑君曰:“沈校长要你说点获奖感想,再谈一下个人打算就行了。”我就遵循校长的建议,坦诚告白8分钟,还被录音和整理,刊于《演讲与口才》1999年第10期。就在那个举世瞩目的杭州四校合并之季节,新浙大的教务处在20位左右的院士与900多名教授中遴选12位,组成新浙大五个校区(西溪、玉泉、华家池、湖滨、之江)的校园巡回演讲团,我被同事提名,名列其中,据说也与沈校长的首肯有关。

沈善洪校长是我入学时候的校长,而我也是郭世佑教授文中提及的人文学院试验班学生,当时的人文学院仅仅是一个教学协调机构,便于将文史哲等文科系所优秀教师调来给我们上课。印象中,基本上都是博导教授,或个别如郭世佑老师等当时的青年老师,而这些青年老师现在无一不是各专业的杰出学者。每每联想到这些事实,感叹当年沈校长给予我们的重视,我们之中不少却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前年沈公病逝时,我在第一时间收到好几个讣告。时当全国博士论文答辩之高峰,也是我即将赴美的行前准备之际,我无法分身赶回再见仪容,遥望钱塘,辄藉手机短信,向沈公弟子、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教授发出十六字挽辞,聊寄哀思:

当年,杭大的个别学子对我试图打破教科书体系与革命史观的课堂讲授不太适应,尤其是很难接受我说的“我对爱国主义教育不太感兴趣”那一句,他们既不管列宁与叔本华、萧伯纳、罗素、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之间对爱国主义的抨击有何实质性的不同,也不管我的另一句“爱国不爱国,不是真问题,如何改造中国,才是问题”,也是层层告状,最终告到校长那里。沈公答曰:“郭世佑是我引进的,我了解他,他的治学严谨,不会随便说。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后来在我即将离杭时,两位前辈师长提起沈校长对我的信任与呵护,才让我知道的这个校园片段,也是我最近相继在浙大、华中科大、北师大与武大等校的讲座开头时,鼓励听众告密之实言。环视万里神州,如果多数校长能像沈善洪那样,以学术为本,尊重教师,此类告密行为恐怕就很难登堂入室,为数更多的就是把校长的乌纱帽看得比校训与大学的使命还重要,怕这怕那。我也常怀杞人之忧,如果举国上下只讲利益,不讲是非,何来学府、学术与师道的尊严?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还能滑向何处?

就在那时,沈公看到了杭大的竞争需求,制订“青年教师博士化”的在职培养计划,雷厉风行,我就守不住自己的低学历,通过外语与专业的正规考试,成为这个计划的受益者。我一边指导硕士生,一边以本科学历攻读本校博士学位,两年半之后提前申请毕业,沈公还挤出时间,出任我的答辩委员。最近回到浙大弄斧时,有位师友还记得当年的一个答辩细节:另一位校内答辩委员在评论中,对我的批评特别严肃,还把拙稿的某个优点说成了缺点,云:“你的文章提到梁启超给老师康有为的一封信,你说《梁启超年谱长编》把其中的一段话删掉了,人家删掉它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要指出来?”当时,现场的气氛有点紧张,沈公却问他:“为什么不能指出来?”这位委员就碍于沈校长的权威,迅速转向【注释:包括被《梁启超年谱长编》删掉的那五百字在内,博士论文中的两万字发表在《历史研究》(北京)1998年第5期,另一部分刊在《历史研究》(北京)2002年第2期】。

还有,沈校长以提拔的名义,把许多业务上相对看好的青年教师推向党政岗位,备受称道,我看未必。《礼记》有云:“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对于既不乏相应的学术基础、亦拥有出色的行政才能如庞学铨、费君清、徐辉、罗卫东等年轻教授,理当大胆启用,展其所长。不过,党政才能亦需因人而异,并非朝夕之功。沈校长等让厚积待发的明清文学史之翘楚廖可斌教授做中文系的总支书记,好像要把他引向“职业革命家”的红火大道,过早地分散其学术精力,我作为可斌教授的乡党与近邻,当年就曾上门示忧。如果谁来提拔我的另一乡党姚先国教授,我却毫无意见,多多益善,先国吾兄毕竟连魔鬼都不怕,敢做敢当,还不乏十足的顽童心态,经得起折腾,可斌则未必。我还听郑云山教授披露,沈校长有位弟子本想应聘校内的中层岗位,沈公却要他专心读书思考,专心做学术,他的理由是,“行政干部到处有,学术专家不常有”。听到这里,我却忽然发现,沈校长原来也会搞双重标准,内外有别。他教自家弟子去做“不常有”的学术专家,却要徐步奎先生的弟子可斌教授去干那个“到处有”的系总支书记,何公之有?

“本硕连读”在今天已很流行,连“硕博连读”都来了,我不知道这与沈校长当年的奔走与尝试有无直接关系,但我知道,当年的沈校长就干得很辛苦,教育部管得太多,体制的瓶颈无法解决杭大综合班的硕士学位,连招3年之后就被迫停止,沈公的“通才”之梦功败垂成,近乎容闳当年率领4批幼童渡海深造却半途而废的结局。不过,还得感谢沈校长创办的那三个年级的综合班,让我受益良多。不不用说,还需用笔跳舞。”尼采所说的课堂跳舞的奥秘,恐怕不是我国多数校长、书记与教职者所能明白的,但我坚信杭州大学的校长沈善洪很懂,虽然他一路摸到黑也不过一个厅局级的校长,无论怎么卖力,也混不到“副部级”,但他怀抱教育家的素养与品位,习习生风。我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报告中说过一句恐怕只有教育家才能说出的原创之语:“教师教学生,如果只教知识,不教方法,顶多能给学生一本词典,或者一本《辞海》,但没有发明和创造,那怎么行呢?”

曾听师友说,如果当年在沈公的身边多一些装糊涂者,少赞美他,或者改扮“谏臣”或诤友,多一些挑刺者,也许他的才情还可高飙一层。周扬曾说,全国的“两古”(古代文学与古籍文献)有两家,北大是“地主”,杭大是“富农”,不知此言在全国同行中有无争议,但在我看来,自古杭州就富,鱼米连仓,也不缺文星,当个“富农”未必很难,若让沈校长对中文系多加一点投入,督率该系师生再加一把劲,把“富农”升格为“地主”,岂不更好?

(一个五零后的诗人,在分行里分娩爱情,也学民粹幻想一下后政治,有没有酒精都讲真话,一见面,就跟我说:“钱够用了就行。”)

但是这样的少女心,优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是误解夏树喜欢别人了。两人的关系变得很微妙,那种自己喜欢多年的人突然喜欢别人的感受会反复折磨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而那种爱在心口难开,打着擦边球的小心思始终不能替代正式的告白,又让夏树伤脑筋。

一个好的教师可以影响一批学生,一个好的校长却能影响一批好的教师与校风,一个好的教育体制则不仅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学生,还能持续地规范一批又一批好的教师和校长,尤为根本。至于好的教育体制从何而来,恐怕既不能靠等待和施舍,也难指望人云亦云与见风使舵,而是需要一大批像沈善洪先生那样的校长与教育家怀抱振兴家国的使命感,站着思考,大胆尝试,持续呼吁和突破,少说废话。

郭世佑,湖南益阳市资阳区人,原浙江大学8级岗位教授、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点负责人,1998年新浙大合并时,是浙大校园巡回演讲团的12位教授之一,2003年被中国政法大学引进,出任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通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研究所首任所长、国家重点学科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校辩论队领队兼总教练。现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科筹备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斯坦福大学等校访问教授,主编“法大人札记丛书”、“湘籍学者丛书”等。

行将手笔时,还想补充我的一个发现,好校长与坏校长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周围就不缺专唱赞美诗的轿夫和吆喝者,是为任命制的权力万能与世故的风气使然。就此而言,睿智明达如沈公又何尝不是其中的受害者,惟其程度稍轻,浙人的媚权亦非最烈而已。

由于我国实行党、政两套班子平行管理的制度,杭大与其他高校一样,在系总支书记与系主任之间,究竟谁是一把手,难免发生分歧,或者暗中摩擦。沈校长所在的哲学系就曾发生这样的权力争执,还闹到学校,沈公却毫不含糊地回答:系是教学与研究的基层单位,系主任当负首要责任。

德国哲学家F.W.尼采说:“所有高尚教育的课程表里都不能没有各种形式的跳舞:用脚跳舞,用思想跳舞,用言语跳舞,不用说,还需用笔跳舞。”尼采所说的课堂跳舞的奥秘,恐怕不是我国多数校长、书记与教职者所能明白的,但我坚信杭州大学的校长沈善洪很懂,虽然他一路摸到黑也不过一个厅局级的校长,无论怎么卖力,也混不到“副部级”,但他怀抱教育家的素养与品位,习习生风。我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报告中说过一句恐怕只有教育家才能说出的原创之语:“教师教学生,如果只教知识,不教方法,顶多能给学生一本词典,或者一本《辞海》,但没有发明和创造,那怎么行呢?”

每当听到这些养耳的故事,我都能感受天地之间人与人的差别之大,杭大何其幸也。不知有多少研究阳明心学的读书人都能如此知行合一,但我知道,像沈公这样连自家专业都不罩着一点的一校之长,在全国恐怕还找不出几个来,除非他或她没有专业。当今之世,能不刻意谋私的校长已经很不错了,装聋作哑或顺水推舟者比比皆是,然以良知践行,律己之苛敢追龙场者,举国难寻矣。看来,校长这个位置真有些难为沈公和他的哲学同事了,他在用笨拙的方式诠释孔子的格言:“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倘若仰望傍晚的天空,可知每颗星的亮度原来也是参差不齐,有的暗淡得可以忽略不计,有的明亮得神采飞扬。当月亮躲起来时,后者就在勉为其难地照射行人的前方。

上联属于实描,下联以景拟人。孤山南侧的“平湖秋月”与对岸的“柳浪闻莺”,既是西子湖畔的两扇胜景,也是我昔日授课之余,骑着凤凰28留步观天之处,而“平湖”一词,寓意双关,既指湖面,亦对家籍嘉兴平湖的沈公以郡望称之,旨在彰显我的第二故乡武林的巨星坠失之殇。据说,拙辞被挂在吊唁大厅的醒目位置,颇受文史前辈之谬赞,也许是高明诸君一眼就看出了此联的实在与真诚,并无煽情。永诀一个能把省属综合性高校办成全国同类之最的人【注释:在教育部遴选的“211”高校中,杭大名列第72位,为省属高校之首。曾听郑云山教授等说,西北大学的校长们在争取“211”时说,在省级综合性院校中,除了杭州大学,他们应该位居第二。】,杭大的遗老遗少们能不为之痛悼180秒吗?

近20年来,不知什么原因,不少高校的校长、书记都以奢谈大学精神为时髦,还打校训牌,说得头头是道,行动起来却很粗糙,不是装傻,就是冷漠,或者只说“没办法”,大搞悲情演出,只把校训当道具,却很少能像沈善洪那样,躬身实践本校的“求是”校训,一步一个脚印地打造淳朴向学的校风,托起学术的尊严。

就拿他对青年教师的关心与提拔来说,此举属于其校长角色的亮点之一,很多口碑都在传诵着,愚意以为,若用多元的视角细察,不难发现,沈校长的进步空间其实还不小。

挤进“天堂”之后,过了好几个月,还有历史系的老、小同事像盘问一样找我打听:你跟沈校长是什么关系?跟薛艳庄、郑造桓有什么关系?你在省里有什么人?问起这些来,他们都特别耐心,我也尽力配合。这也难怪,英雄可以不问来路,学府却认出身,讲师门,咱们中国就摆关系,只信“我爸是李刚”那一套。由此亦可见当时调入杭大与杭州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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